“大快人心事，秋雨输官司。”这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赞赏法不阿贵的精神。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，比过去以长官意志、行政手段来定是非，是历史的进步；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“铲除毒草”，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，在反胡风、反右派，乃至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。但是，本
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《秋风秋雨愁煞人》，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，无非要他忏悔之类，但也无伤大雅。热心人士却认真了，立即出来证明余秋雨在“文革”中的良好表现，如多次暗访巴金老人，间或向他透露一些消息等等。虽然没有一个“资产阶级司令部”来确定他的地下工作身份，我们还得承认他这一份光荣。当年这样做，确有巨大风险，万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觉，就要捉他“小爬虫”。这还不值得大书特书吗?在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中，余秋雨如何成功地扮演双重角色，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动权威“黑老K”双方的信任，对于研究“文革”史的人们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：在保守派、造反派、逍遥派之外，还有一个两面派。前三派都没捞到什么好处，保守派和造反派还轮流当了一回反革命。只有这个两面派，成了既得利益者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这类人物，谁去捉“四人帮”?世人对此知之甚少，而且囿于成见，只从道德层面做评价，历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反而说不清楚。
余秋雨是有拒绝忏悔的理由的。因为“文革”始作俑者尚为人顶礼膜拜，新左派还在颂扬“大民主”，“反现代化的现代性”，样板戏已成为保留剧目，连劣迹斑斑的大批判户都飞黄腾达，为什么偏拿一个写写应景文章的小秀才开涮?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作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，如果对自己见证的历史都不肯反思，却发思古之幽情，去和死人谈心，难怪要说那是“文化苦旅”了。
现在余秋雨转守为攻了，抓住一个由头，将萧夏林告到官里去，索赔十万元。我看萧夏林若不弄个“顾问”头衔，光靠打工卖苦力，是挣扎不来这些金票的。萧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他在担任深圳文化顾问期间，曾获得深圳一幢楼房的馈赠。我当时就很怀疑：余秋雨身价有那么高吗?他又不是刘晓庆，怎那么值钱?萧夏林上了人家炒作的当，活该吃官司。余秋雨似乎有点得理不让人，不仅要借诉讼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还要将对手打翻在地，过几年“紧日子”。好像他只图报一箭之仇，没有想过箝人之口，犯了咱们这一行的大忌。自命为“文化大师”，而又打杀言论自由，不是一种自残行为吗?小事聪明大事胡涂，又做出比混迹于“四人帮”写作班子还要恶劣的败德之事。即使官司打赢了，也难逃公议，人们还是不了解你和深圳当局做的什么交易，你给深圳做广告，到底得到多少报酬?交了多少税金?还是自带干粮闹革命，做活雷锋?你那些广告有没有虚假成分?是否经过验证?余秋雨也应该来个“阳光政策”，透明化，给读者一个交代。否则，民间又会出现其他猜测。传闻之事，恒多失实。你就告不胜告了。
再早一点，还有个赵忠祥，控告记者报道失实，说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售皮鞋。但没人追究对他那本书的溢美之词，是不是失实。我当时只感觉到赵忠祥真牛，一本书不知救活几个皮鞋厂!谁知转过脸他就以妨害名誉罪把记者送上法庭，而且居然赢了官司。法院判决证明什么呢?不过是没有售书搭皮鞋，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。那本书不值一双皮鞋。
名人酷爱打官司，足证他们不仅爱名，也爱自己的声誉。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，例如盗版、剽窃，也是正当的。但名人的不利之处在于，他在出名之外，也要受社会舆论监督，而社会舆论是各种各样的，有好有坏，有负面影响，也有正面作用，上述二事，其实都表明余秋雨、赵忠祥很值钱，所以不能以“恶攻”、“炮打”的“文革”思维看待之，马克思说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思想方式，就是一种“非法行为”。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收入的第一篇论文，就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，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“因热情、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”的作品，是“最可怕的恐怖主义”。不能“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”。马克思说：“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，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。”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卷第68页)领导们正在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，不读马克思，怎么谈主义?余秋雨最好读读这篇论文，不然，又要误人歧途。老一代文人遇到“恶意攻击”，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，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。无论是鲁迅遭到“拿卢布”的诽谤和人身侮辱，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”，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“才子加流氓”，他们或者“打落牙齿和血吞”，或者“千锤百击只等闲”，都没有对簿公堂，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“拿卢布”，或不是“走狗”，也不是“流氓”。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，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。今之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，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，搞得人家倾家荡产，以炫耀自身的权威，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。马克思说“批评即审判”，如果将“审判变批评”，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。
 |
